重写版：
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大禹成功治理洪水后，被推举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。他的儿子夏启后来夺取权力，取代了原本的继承人伯益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——夏朝。当时，商族只是夏朝统治下的一个诸侯国。四百年后，夏朝最后一位君主夏桀暴虐无道，商部落的首领商汤以替天行道为名，推翻了夏朝，建立了商朝。
然而，现代考古发现却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夏朝和商朝很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先后继承关系，而是曾经同时存在过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商朝可能直接继承了更早的虞朝的文化传统。让我们来看看相关证据：
关于商族的起源，历史学界一直存在两种主要观点：东夷说和北方说。
支持东夷说的证据主要有三点：首先，《左传》中提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（商契）居商丘，这里的商丘被认为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；其次，商族人崇拜玄鸟，这与东夷人的鸟图腾崇拜相吻合，东夷首领少昊就被称为百鸟之王；第三，商朝灭亡后，周朝将商朝遗民封在宋地（今商丘睢阳区），这似乎暗示这里是商人的发源地。
展开剩余80%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考古学家在河南商丘地区始终未能发现具有代表性的先商时期遗址。相反，在河北和河南北部却发现了大量先商文化遗址。比如在石家庄发现的平山西门外遗址和鹿泉北胡庄遗址，后者被专家评价为填补了先商文化研究的空白，证实了滹沱河流域是商族祖先的发祥地。
在河北石家庄到河南濮阳一带，考古学家发现了漳河型先商文化遗址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邯郸北羊井遗址。在濮阳还发现了跨越龙山文化到夏商周三代的古高城遗址。在濮阳与郑州之间，则分布着辉卫型先商文化遗址。这些发现表明，商族人很可能是从北方逐步南迁，最终逼近夏王朝的核心区域——伊洛平原。
通过这些考古发现，我们也可以重新认识商丘的真正位置。虽然史书记载商契的都城商丘可能在今河南商丘或濮阳，但从商族南迁的路线来看，更可能是在濮阳一带。
关于商族的始祖，《史记》记载商周两族都是帝喾的后裔。但先秦文献《国语》和《礼记》却给出了不同说法，暗示商族可能奉帝舜为始祖。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矛盾：如果帝喾和帝舜不是同一个人，那么帝舜封其子商均于商地时，商契的封国应该已经不存在了。但甲骨文中明确记载商契是商人的祖先，这说明商契的封国并未灭亡。
甲骨文中出现的高祖夒和高祖夋（夋通俊）被认为就是传说中的帝俊，也就是商人的始祖。东晋学者郭璞指出俊字也可以读作舜，因此帝俊很可能就是帝舜。这样一来，帝舜、帝喾、帝俊很可能是同一个人，是商族的始祖。而帝舜是虞朝的统治者，商族自然就是虞朝的继承者了。如今，濮阳被称为帝舜故里，近年发现的高城遗址也为这个说法提供了考古证据。
这意味着在夏朝建立之前，实力强大的帝舜（商族始祖）可能定都于濮阳。这样一个强大的部族，在帝舜去世后真的会臣服于夏族吗？考古发现似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。
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二里头遗址以来，经过70多年的研究，学者们发现了一些矛盾之处：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处于尧舜到商代之间，理论上应该属于夏朝时期。但二里头早中期并没有表现出广域王国的特征，更像是一个地方政权。直到约公元前1700年左右，才显示出王朝气象。那么，夏朝前中期的都城在哪里？
河南新密的新砦遗址（约公元前2050-前1750年）拥有城墙、壕沟、精美玉器和铜器等，具备都城特征。但该遗址带有明显的东夷文化色彩，可能与后羿代夏的历史有关。更重要的是，新砦类遗存主要分布在郑州地区，范围有限，说明当时夏可能只是一个地方政权。
辉卫型先商文化已发现20多处遗址，分布在太行山以东、淇河以南、黄河以北的广大区域。其中鹤壁刘庄遗址发现了336座墓葬，出土了象征权力的石钺、石棺等500多件文物；辉县孟庄遗址除了礼器外，还发现了完备的城防系统。这些发现表明，当时的商族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实体。
这些遗址的年代大约对应商族第七代首领王亥时期（约公元前1874-前1775年），与夏朝新砦遗址同期。从考古发现来看，夏商两族很可能是并存的，商族臣服于夏朝的可能性很小。
甲骨文记载最早称王的是王亥（商汤的六世祖），与夏后泄同时代。这说明当时商族已经是能与夏朝分庭抗礼的强大势力。二里头遗址的下限是公元前1530年，而附近的偃师商城（被认为是商汤的都城西亳）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，两者相距仅6公里。这意味着夏商两朝有近100年的共存期。
这可能说明，在夏商时期，中国大地上可能同时存在多个强大政权，就像后来的宋辽夏或宋金夏时期一样。周代人可能用当时的朝代观念来看待夏商时期，将夏朝视为正统王朝，而实际上当时可能是多个政权并立的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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